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，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，没有一个算得上“知音”。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，何来知音？如果是知音，怎么可能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，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、自己的班级？这些疑问，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抬起
来，迷惑地注视街道和
群。差不多整整注视了四十年，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。如果有问我：“你找到了吗？”我的回答有点艰难。也许只能说，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。我想，艰难的远不止我。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，注意到一个细节：悬挂在灵堂中间的挽联常常笔涉高山流水，但我知道，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并非如此。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？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，在他唯一的生总结仪式里，这一友
话语乌黑鲜亮，强硬得无法修正，让一切参加仪式的都低领受。当七弦琴已经不可能再弹响的时候，钟子期来了，而且不止一位。或者是，热热闹闹的俞伯牙们全都哭泣在墓前，那哭声便成了“高山流水”。没有恶意，只是错位。但恶意是可以颠覆的，错位却不能，因此错位更让悲哀。在生的诸多荒诞中，首当其冲的便是友的错位。
第168章泻火中
友的错位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混
。从类似于那本连环画的起点开始，心中总有几缕飘渺的乐曲在盘旋，但生
又看不惯孤傲，喜欢随遇而安，无所执持地面对
常往来。这两个方面常常难于兼顾，时间一长，飘渺的乐曲已难以捕捉，身边的热闹又让腻烦，寻访友的孤舟在哪一边都无法靠岸。无所适从间，一些珍贵的缘分都已经稍纵即逝，而一堆无聊的关系却仍在不断灌溉。你去灌溉，它就生长，长得密密层层、遮天蔽，长得枝如虬龙、根如罗网，不能怪它，它还以为在烘托你、卫护你、宠
你。几十年的积累，说不定已把自己与它长成一体，就像东南亚热带雨林中，建筑与植物已不分彼此。谁也没有想到，从企盼友开始的生，却被友拥塞到不知自己是什么。川端康成自杀时的遗言是“大拥塞了”，可见拥塞可以致命。我们会比他顽泼一点，还有机会面对拥塞向自己高喊一声：你到底要什么？只能等待我们自己来回答。然而可笑的是，我们的回答大部分不属于自己。能够随
吐出的，都是早年的老师、慈祥的长辈、陈旧的著作所发出过的声音。所幸流年，也给了我们另一套隐隐约约的话语系统，已经可以与那些熟悉的回答略作争辩。他们说，友来自于共同的事业。长辈们喜欢用大词，所说的事业其实也就是职业。置身于同一个职业难道是友的基础？当然不是。如果偶尔有之，也不能本末倒置。感岂能依附于事功，友谊岂能从属于谋生，朋友岂能局限于同僚。他们说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这种说法既表明了朋友的重要，又表明了朋友的价值在于被依靠。但是，没有可靠的实用价值能不能成为朋友？一切帮助过你的是不是都能算作朋友？他们说，患难见知己，烈火炼震。这又对友提出了一种要求，盼望它在危难之际及时出现。能够出现当然很好，但友不是应急的储备，朋友更不应该被故意地考验。
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我们这个缺少商业思维的民族在友关系上竟然那么强调实用原则和
换原则。真正的友不依靠什么。不依靠事业、祸福和身份，不依靠经历、方位和处境，它在本上拒绝功利，拒绝归属，拒绝契约，它是独立格之间的互相呼应和确认。它使们独而不孤，互相解读自己存在的意义。因此所谓朋友也只不过是互相使对方活得更加自在的那些。在古今中外有关友的万千美言中，我特别赞成英国诗赫
德的说法：“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，才是真正的朋友。”真正的友都应该具有“无所求”的质，一旦有所求，“求”也就成了目的，友却转化为一种外在的装点。我认为，世间的友至少有一半是被有所求败坏的，即便所求的内容乍一看并不是坏东西；让友分担忧愁，让友推进工作……，友成了忙忙碌碌的工具，那它自身又是什么呢？应该为友卸除重担，也让朋友们轻松起来。朋友就是朋友，除此之外，无所求。其实，无所求的朋友最难得，不妨闭眼一试，把有所求的朋友一一删去，最后还剩几个？李白与杜甫的友，可能是中国文化史上除俞伯牙和钟子期之外最被推崇的了，但他们的往，也是那么短暂。相识已是太晚，作别又是匆忙，李白的送别诗是：“飞蓬各自远，且尽手中杯”，从此再也没有见面。多的杜甫在这以后一直处于对李白的思念之中，不管流落何地都写出了刻骨铭心的诗句；李白应该也在思念吧，但他步履放达、游广泛，杜甫的名字再也没有在他的诗中出现。这里好像出现了一种巨大的不平衡，但天下的至并不以平衡为条件。即使李白不再思念，杜甫也作出了单方面的美好承担。李白对他无所求，他对李白也无所求。友因无所求而
刻，不管彼此是平衡还是不平衡。诗周涛描写过一种平衡的刻：“两棵在夏天喧哗着聊了很久的树，彼此看见对方的黄叶飘落于秋风，它们沉静了片刻，互相道别说：明年夏天见！”楚楚则写过一种不平衡的刻：“真想为你好好活着，但我，疲惫已极。在我生命终结前?
